发挥余热 争做文明交通劝导员

否则，不可能有企业家（有人曾声言中国没有企业家）。

第三，中国的创新同样存在一些问题。进，指的是将企业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

我们将中国专利数据库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1998—2009年所有国有企业和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民营企业香格里拉品牌是一个很成功的文化创意，把香格里拉从香格里拉县扩大为大香格里拉，这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升华，摆脱了把这个虚拟的人间乐园过分狭窄地囿限在一个小区域而难以自圆其说的弊端。明代有雄才大略的纳西木氏土司木增印制了被藏族学者称之为滇藏政教史上空前绝后文化创举的藏区第一套雕版《大藏经》，木增的祖父木旺还建盖了著名的格鲁派大寺理塘寺。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研究丽江在大香格里拉区域里的优势和地位，以便于更好地发挥丽江在大香格里拉旅游圈中的特殊地位。早在2004年10月，四川、云南、西藏三省联合在成都发表《旅游合作大香格里拉宣言》，揭开了香格里拉地区进行旅游合作的序幕。

但丽江要扮演好在大香格里拉里区域中的这种重要角色，需要恰如其分地要把握好一个尺度，即不能与大香格里拉整个大环境的文化氛围和自然景观个性有太大的反差，即不能过分嘈杂、俗气、过分灯红酒绿、商业布局也应有一种与其他大城市旅游区不同的边地特色，要营造使人们向往的净地的那种境界和品味，就是既有人间世俗生活的惬意、安宁与舒适，但又有使人修身养性，陶冶性情的生活氛围和情致。丽江既要与大香格里拉区域各个地方的旅游联手共进，优势互补，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丽江在大香格里拉旅游区的独特优势而发挥其作用。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收入差异 社会分化 。

第二，苏联和中国式的暴力革命。奥尔逊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过，前提是大众教育，人们能够理性地获取信息，理性地分析信息，做出理性的选择。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不高，但就业并不意味着脱离贫穷。

情况往往是因为内部因素而产生革命，统治者为了转嫁内部革命而产生了国家间的战争。可以相信，如果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那不同形式的革命可能会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的命题。这些经济体一方面接受了资本主义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接受了前面两种革命的教训，政府主动进行社会建设，既避免了苏联、中国式的暴力革命，也避免了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年来，地缘政治在快速变动，并且与各国（尤其是大国）内部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型。这是一种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的革命。第一，西欧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中国为例，收入分配差异实际上已经非常严峻，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具有政治敏感性，经常被禁止讨论。

以前西方国家在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但现在颜色革命也已经延伸到西方本身。不看别的，光看如此之小的中产阶层规模，就可以从侧面看出巨大的收入差异。

原始资本主义下的高度剥削，促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所有大众都可以参与政治。

尽管今天的条件不同了，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只要既得利益所做的仍然是巩固自己的城堡，穷人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在西方看来，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但这只说明中国中产阶层的绝对人数多这一事实。它们都在经济起飞后的30年时间内，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公平的目标。其实，战争和革命往往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不过，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如果一个社会既不能获取变动所带来的红利，也不能逃避变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这个社会就处于险境中了。此外，今天的穷人也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群体，并且拥有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有效武器。

奥尔逊认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必然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是分利集团，他们置其他群体的利益于不顾，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北美和西欧的实际对照更为明显，也更糟糕。

报告也发现，尽管收入差异扩大是一个世界性大趋势，但各地区和国家则有差异。尽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服务业很多从业人员至多维持在传统所说的生存经济水平。

不难看到，收入差异恶化最严重的，也是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瘟疫和饥荒是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人类的控制，而战争与革命则是人为的。例如，一战和二战都和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有关。在中国，高消费社会只是很小的群体，占人口的比率非常小。

在内部矛盾尖锐时，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冒险。贫困者不见得不能参与，但贫困的确影响人们理性地参与政治。

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间，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尤其表现在极端的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分化方面。

资本方的获利水平和普通快递小哥的工资差异巨大。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 为什么收入差异很难得到有意义的改善？一般认为，这主要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

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并不存在有效解决巨大收入差异的方法。在西欧，收入前1%的人掌握的收入增量与收入后51%的人相当。最近，专注于收集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分析世界不平等现象趋势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The 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了一份题为《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的报告。包括法国学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诸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团队发现，在1980至2016年间，收入前1%的人掌握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实际收入总量的28%，而收入后50%的人只得到其中的9%。

无怪乎，今天为数不少的人越来越担心是否革命再次将至。快递、出租车、保安、房地产建筑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大量就业人员，能够生存就不错了，根本不会有条件跻身中产阶级。

在既得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的情况下，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会致力于努力分到最大一块经济大饼，把发展转变为分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不过，也很容易看得出，所有这些改革都不是系统性的社会变革，不足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